城商行的前身是20世紀80年代設立的城市信用社，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支持，自1995年起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深圳市城市合作銀行（現為平安銀行）建立至今近三十年的時間，城商行從高峰時期的147家逐漸變化到如今的128家，數量雖下降但體量卻在持續上升。從數據角度分析，各大城商行2021年的財報數據顯示，排名前10的城商行凈利潤總和共計1421.6億元，占106家城商行凈利潤的52.5%。其中，排名前三的北京銀行、上海銀行、江蘇銀行凈利潤均超過200億元，北京銀行以223.92億元的凈利潤位居首位，凈利潤下滑幅度最大的則是盛京銀行和哈爾濱銀行。但從整體維度上分析，城商行群體分化明顯，排名靠前的城商行因為優秀的資產質量和創利能力仍在不斷擴張，但是，隨著疫情擴散導致經濟下滑壓力超預期增長，城商行過去野蠻發展的問題逐漸暴雷，尤其排名靠后的城商行，壞賬高企、業務收縮、員工薪酬福利待遇下降等問題暴露越發頻繁，風險似乎隨時可能發生。不僅僅是宏觀上的問題，城商行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其向上的城市業務受到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的擠壓，向下又難以占領農村市場，除了資產規模排名靠前尤其是實現了跨區經營的部分頭部機構發展良好外，很多城商行都遇到瓶頸，兩極分化明顯。同時，又因為這些矛盾問題，讓很多城商行想盡辦法發展或改革以此解決問題，但不斷地改革只會讓城商行的短板問題愈發明顯，容易形成惡性循環。例如，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擴大了城商行等中小銀行的攬儲規模，但銀行本身的風險監控卻沒跟上攬儲的速度，導致壞賬變多，壞賬太多倒逼改革，改革效果差，又導致銀行逾期債務陷入博弈。城商行的改革重組合并就是其應對發展困境的一個解決利器，如山西省內5家城商行的合并成立山西銀行，其體量已超3000億元，整個山西省內也僅僅剩下山西銀行和晉商銀行兩家城商行，這讓其有了應對其它銀行金融業務沖擊的充足力量。這是小體量城商行合并發展的優勢，對于大體量城商行，境外布局又是另一種發展方式，我國目前已有6家城商行實現了境外布局，例如北京銀行和東莞銀行在香港地區分別設有一家代表處，富滇銀行在老撾設立了一家中外合資銀行“老中銀行”。圍繞“一帶一路”倡議，讓境內金融機構走出去，以此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和國際競爭力，是城商行未來發展的一大方向。從政策方面去看，政府對維護城商行的穩定發展不斷發力。2022年4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不含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支持力度，對沒有跨省經營的城商行和存款準備金率高于5%的農商行，在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的基礎上再額外多降0.25個百分點。2022年上半年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新增約14萬億元，2022年以來，銀保監會積極會同財政部、人民銀行加快推進地方政府發放專項債補充中小銀行資本，今年1～5月中小銀行累計處置不良貸款3943億元，比上年同期多處置1072億元。處罰方面，罰款是金融監管機構的一種重要處罰方式，據不完全統計，2021年銀保監會及其派出機構向城商行共開出402張罰單，合計處罰2.09億元（不含個人罰金），但罰款是手段不是目的，通過罰款讓城商行真正找到或直面違規現象，以此讓其穩健發展，而穩健的經營是城商行深耕地方、服務實體的基礎，對推進銀行業高質量發展也至關重要。中小銀行主要有不良資產占比高、隱匿有問題的資產質量、資金空轉、股東股權混亂、公司治理不規范及體制機制改革難等風險和亂象。解決這些高風險問題是城商行發展的重要內容，經營水平的健康穩定提升關乎金融行業的穩定，也關乎個人的金融安全，風險化解、亂象整治才能讓城商行的金融服務真正解決社會痛點和百姓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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